潘汉年冤案,

潘汉年冤案

潘汉年，是我党隐蔽战线的功臣，然而在1955年，却被错误的指责为，十恶不赦的“内奸”。事情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这年的4月，潘汉年曾主动交代一件事，在抗战期间，他在敌占区，曾被人挟持到南京会见了汪精卫。按说是自己主动交代的，又是一桩陈年旧案，本不该成为大问题，然而潘汉年，却因此被怀疑为“内奸”，竟被逮捕了。

1963年，他最终被认定为“内奸分子”，判处无期徒刑。可悲的是，潘汉年没能等到自己沉冤昭雪的那一天，1977年他在湖南凄然病逝。

陈云是潘汉年的同乡，二人相交甚深，他从不相信潘汉年是内奸，于是，1978年12月，陈云开始着手复查潘汉年案件，然而由于涉及地下工作，复查难度十分之大。

曾在香港负责统战工作的廖承志，提供了关键的证词，他说:“如果潘是内奸，那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完全可以将上海和香港的组织出卖干净，但是据我所知，潘所知道的电台、组织，一概毫无损失。”

陈云更是整理出了，1945年刘少奇的电报。电报内容说明，潘汉年与汉奸接触，是根据上级精神做的。

1982年8月23日，潘汉年得以平反昭雪。112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纪念潘汉年同志》，一时间引发轰动，潘汉年的传奇事迹，才广为人知。

逝者亡灵有知，当含笑矣！

潘汉年冤案

1979年十月，时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患有直肠癌的他，即将要进行一场手术。

当年的他已经是73岁高龄，在术前，他还在医院里伏案写着什么——一封给中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胡耀邦的信。信中写道：1936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潘汉年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决策，是由王明、康生和他三人作出的，如今王、康均已离世，只有他能为此人作证了。

这段话是关于为潘汉年平反的问题。

这时候，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前来探望卧病在床即将手术的陈云。陈云见到他以后，握着他的手说：“虽然我只是动小手术，但是毕竟岁数大了，不能不以防万一，我希望你能帮我一件事情——潘汉年的冤案还没能解决，希望我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他的事情被解决。”

1.潘汉年从“宣传部”到“情报部”再到“活密码本”潘汉年是党的大功臣，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杰出代表，为党的文化战线做出巨大贡献，可是在1955的某一天，大功臣一朝之内变为罪人，被判定为“内奸”押入监狱。

潘汉年从小爱好文学，还加入了郭沫若等人创办的“创造社”。潘汉年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主要负责文化方面的工作，为此，潘汉年多次找到鲁迅、郭沫若等人请教，极大的推动了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

可以说，1931年以前，潘汉年在党内的职务相当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宣传部文员”。可是1931年，党内发生了一件大事，改变了潘汉年的命运。

1931年，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了，要知道，顾顺章对上海地下组织简直是了如指掌，一旦他将党的机密都泄露给了敌人那里，那么中央领导机关将会面临“大出血”的惨状。幸运的是，钱壮飞同志拦截电报，冒死传讯，才使得党中央免于一场灾难。

虽然避免了最可怕的情况，但是中央的地下组织必须重新洗牌，保证安全。这时候，王明和博古推荐潘汉年加入了隐蔽战线，潘汉年任二科科长，负责警报、情报工作。

当时的陈云担任中央特科工作，负责进行内部组织调整，确保特科工作人员的安全。二人自此在隐蔽战线共事。

潘汉年也从“宣传部门”转入了“情报部门”。隐蔽战线看起来是在“暗处”工作，实则却最危险，需要将人际关系织成一张网络，利用各种人来获取情报，一不小心可能就会铸成大错。

仅仅二十多岁的潘汉年加入到地下组织当中，出乎意料的很有天赋，表现很出色。直到一次紧急任务，他的人生开始了下一个转折。

1935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艰苦卓绝的长征路途。潘汉年和陈云都长征队伍中。

长征期间，国民党在围追堵截红军的同时，还对上海地下组织展开了猛烈的进攻，致使中央党和上海地下党组织、苏区共产国际失去联系。

1935年遵义会议上，党组织认为有必要重新建立和地下组织、苏区的联系，决定派适合的人选去上海完成这项工作。

党组织经过商议之后决定派陈云和潘汉年离开红军队伍，前往上海，完成上海地区地下党组织的重建和恢复与苏区联系的工作。其实这项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带着新的密码去上海，重新建立中央和上海组织的联系。派遣二人去上海是党的机密，几乎没几个人知晓。

潘汉年和陈云先后离开了红军队伍，准备在上海汇合。

1935年的上海，一片乌云密布，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潘汉年先陈云一步到达上海，等待与陈云会合。

经过一路的有惊无险，陈云终于到达了上海，一番波折之后，陈云住在了上海法租界天主堂街新永安路新永安旅馆，他想要和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

可是，当陈云拿出当下的报纸翻阅时，发现叛党的人中有大概七十人都认识自己。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他开始尝试联系旧友章乃器（当时是上海浙江实业银行的副总经理），联系到章乃器以后，他又通过章秋阳（章乃器的弟弟）辗转联系到了潘汉年的妹妹，从而成功地与潘汉年会面。

会面后，二人得知地下党组织再一次遭受敌人打击，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共产国际也断了联系，至此，我党和共产国际彻底失联。陈云认为，党的地下组织遭受了如此之打击，彻底和苏区断了联系，事关重要，应该亲自去苏联一趟。决定赴苏后，二人即刻启程。

时年九月，二人便到达了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了遵义会议以及红军长征的新情况。

当时共产国际将新的密码交给潘汉年，他花了几乎三个月将密码背熟，成为行走的“密码本”。潘汉年自此担负起了将密码从苏区带回陕北的重任，可是他却迟到了几乎半年。

1936年1月中央就已经从另一名提前从苏回陕的党员那里得知潘汉年将会带着密码回来的事情。可是潘汉年突然消失了这么久，党并不知道他是否遇到危险，密码是否已经泄露。

其实，是王明在潘汉年动身回国之际，又交给了他其他任务，耽搁了不少时日。完成任务后，潘汉年没有走陆路，由海路回国。

1936年4月，潘汉年到达香港。那时候，他没有着急去陕北，而是和南京的陈果夫（国民党右派）联系国共谈判的事情。

可以说，当时的潘汉年已经走错了一步，当务之急是恢复中苏共产党的联系，而年轻气盛的他还想再完成国共谈判。后来到达陕北的时候，是1936年8月，迟到了大半年。

但是这件事情并不足以让潘汉年从功臣变为罪人，要说潘汉年蒙冤成为“奸细”的导火索，还是会见汪精卫一事。

2.见汪精卫一事的内情1927年，潘汉年还在文化战线上工作，曾经在《幻洲》上发表过一篇名为《汪先生悔不当初》的文章，这篇文章里面尽是对汪精卫的批判，可见潘汉年对汪精卫的态度。

可是他又为什么要见汪精卫呢？这还涉及到一个人——李士群（曾是周恩来的警卫员，后被捕投敌为伪政府效命）。

1943年，作为隐蔽战线的工作者，潘汉年想要探入到敌人的内部。他通过层层关系得知当时的伪江苏省长李士群对汪精卫的伪政权态度摇摆，可以为我党所用，上报中央后，他对李士群进行策反工作，并且成功劝说李士群将功折罪。

当时他三次见李士群都扑了空，后来风尘仆仆来到南京的一家旅馆才见到李士群（当时汪精卫也在南京）。在李士群的透露下，潘汉年得知汪伪政权正处于不稳定状态，汪精卫想要拉拢政治资本，建立参议会。

李士群还劝说潘汉年去见汪精卫。潘汉年本不同意，无奈最后还是在李士群的挟持下见了汪精卫。事实证明，奔着拿更多情报才答应与汪会见的潘汉年并没有拿到丝毫有用情报。

与汪精卫会面之后，因为打心底里并没有觉得自己做了背叛党的事情，内心就没有把上报组织这件事想得十分重要。

1945年，重庆国民党知道了有共产党人曾会见汪精卫的事情，为了离间共产党内部，就将这件事添油加醋地转化成谣言四处宣传。

中国共产党十分信任潘汉年，为潘汉年多次担保他并没有秘密会见汪精卫。

国民党利用谣言本就是想离间党组织，党组织又以中央名义为他作了担保。潘汉年怕他此时说出此事，会让情况越来越复杂。还是决定先不上报。

这个决定，成为潘汉年被怀疑是“奸细”的直接原因。

3潘案存疑，众人寻证1955年，潘汉年在中央开展会议时主动承认了自己曾经会见汪精卫的前因后果。

上报以后，潘汉年被怀疑是隐藏在中共中央的“奸细”，被怀疑是一个“反革命者”。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对这个案件做出的判决结果是：认定潘汉年为“长期隐藏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内奸分子”，并且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

陈云一听说这件事，就表示不相信。

仅仅凭借着对一个人的人格上的了解和信任，是不能对如此重大的事情妄下定论的，那么陈云又为何如此坚信潘汉年政治上的清白呢？

陈云认为，潘汉年是认识当时位于上海的党地下组织领导者刘晓的，如果是潘汉年真心投敌，上海的地下组织不可能一直完好无损，刘晓也不可能担任地下组织的领导者12年之久。

并且在潘汉年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兼财经委主任之际，负责上海工商界和“三反”、“五反”工作。在这期间，陈云观察到潘汉年是个很细心的人，每一样工作都处理得很详细和稳当，陈云打心底里赞赏他。

其实当时陈云就将调查潘汉年案件的事情交代下去了，但是由于当时此事正处于风口浪尖，调查事宜只能秘密进行。

不仅仅是陈云，刘晓、张毅还有曾经潘汉年的战友夏衍和史永都曾写信给中央，希望中央复查潘汉年一案。

后来，刘晓请来了刘人寿夫妇，他们一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夫妇二人自掏腰包千里迢迢赶到北京，说是来探亲戚的，可实际他们是专程为潘汉年案件提供证据来的。刘晓曾经说：“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凡是潘汉年主管的上海地下党的人和事，联络机关都没有遭到破坏。”

此外，周恩来对潘汉年有着颇深的了解，他一直相信潘汉年并不是真的投敌。当时潘汉年的案件一发生，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是情报部门，如果真的在情报部门中有“内奸”，那党将会有很大的损失。

当时包括情报部门在内的几个部门在公安部大礼堂召开联合会议。周总理见大家情绪十分紧张，语重心长地说：“要相信绝大多数的人，党内绝大多数党员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

后来提到潘汉年案件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确信地说：“你们不要紧张，潘汉年的事情，你们紧张什么？我同潘汉年交往的历史最长，关系最深，我都不紧张，你们紧张什么？”说这些话，不仅是为了帮助潘汉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周恩来总理想稳定大家的情绪，不要让大伙因此而慌张。

后来，周恩来总理派罗青长调查此事，虽然罗青长找出了不少证据，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情况比较复杂，罗长青提供的证据并没有受到中央的重视。

当时在法院的审判中一般不会录音，但是周总理对潘汉年案的审判十分在意，要求全程录音。

他还为此做了许多的工作，甚至要求旁听的人数。可惜最后的审判结果还是认定潘汉年为“长期隐藏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内奸分子”，并且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

潘汉年出狱之后，他说：“我是冤枉的，这些事一时说不清楚，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定论。”

1967年3月潘汉年再一次被关进监狱。长达三年的审查，最终的判处结果是：潘汉年下放到湖南改造、永久开除出党籍、判处无期徒刑。

1976年，潘汉年身体状况极差，肝病恶化，躺在床上无法行动。1977年，他已经病到卧床不起，可是他是“叛徒”，无权去医院。

无奈之下他只能用 “萧叔安”（ 潘汉年早年当间谍时的化名）这个名字去医院。这一去，他再也没有回来。

4潘汉年彻底平反，陈云功不可没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党的路线重新回归到实事求是上。不仅仅有政治、思想等领域的拨乱反正，全会开始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还担任重新成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在工作会议上，陈云首先提出了要平反冤假错案。

不幸的是，一年以后，陈云被查出身患直肠癌，住进了医院，准备立即手术治疗。可潘汉年的案件始终是他心口的一块大石头，手术前他并没有交代其他事情，只是说“有一事放心不下，就是潘汉年的所谓‘内奸’问题。”

1979年，刘晓向党中央递上申请书，请求为潘汉年平反。后来，1980年时，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稿）》的会议上，廖承志提出：“我和刘晓认为潘汉年问题可以说是个冤案。我正式严肃地建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要重新审查！”

身患重病的陈云得知此事，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时机，立马对当年的案件进行复查，并且还给公安部打电话，要来了当年案件的资料翻阅。

1981年初，公安部向中纪委递交了潘汉年案件的材料。这份材料最真实地反映了潘案处理过程，并将1945年重要的电报，以及1955年6月8日李克农曾经给中央政治局的一份关于重审潘汉年案件的报告材料一同交给了中纪委，成为了潘汉年案件得以解决的极其重要的证据。

终于，在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根据潘案的复查结果，中央向全党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同志定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这是建国以来的一大冤案，应予彻底纠正。”

《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对潘汉年的名誉也重新作出了评价，认定潘汉年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从潘汉年蒙冤入狱到如今的沉冤昭雪，经历了足足27年4个月，虽然没有流血，但这又何尝不是一场战争呢。这长达将近三十年的“战争”更可以说是一场历史的悲剧，是“左”的错误。

邓小平曾经说：“党的历史上犯过右的错误，也犯过“左”的错误，但“左”的错误对党的危害更大。”但是，幸运的是，我们党及时纠正错误，拨正路线，为当年历史上的冤案平反，我们的社会迈上了高速前进的步伐。

潘汉年冤案

1907年，黄慕兰出生在湖南浏阳一个开明之家，12岁被父母送进长沙周南女校。周南女校当时培养了一批在中国近代史上享有盛名的女学生，如向警予、蔡畅、杨开慧、丁玲等。1923年至1925年，黄慕兰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包办婚姻，“丈夫”是抽鸦片、打丫鬟的二世祖。

北伐前夕，黄慕兰逃婚后在汉口投奔宋庆龄、何香凝领导下的妇女运动，19岁担任了汉口妇女部的部长，她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有文化、交际广，有魄力，在武汉三镇很出名。很多优秀男士都对她展开了追求。郭沫若把她化身为长篇小说《骑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据说茅盾写《蚀》也借鉴过她的故事。

1926年，先后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

1927年三八节当天，黄慕兰与中共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主编、中共中央军委机要处主任秘书和警卫团政治指导员宛希俨结婚。国共分裂之后，宛、黄夫妇被命令转入地下工作，用米汤在《圣经》中密写文件、去小旅馆对接头暗号，至此开始“潜伏”人生。

1928年，儿子出生才三天，丈夫宛希俨就被调往赣西南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4个月后牺牲。赴命前，她强忍着丧夫别子的巨大哀伤，把刚断奶的儿子送回宛希俨的父母家抚养。

1928年12月，接到地下党组织调令，秘密前往上海任中央委员会机要秘书，成为中央特科成员。她还兼任中央的机要交通员，经常与各省来上海找中央联系的地下交通员接头。

黄慕兰生活照

在中央机关工作时，遇见了在武汉时就认识的贺昌。贺昌在中共六大上和关向应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日久生情，黄慕兰开始了她的第三段婚姻。1931年，贺昌主动申请独自秘密前往苏区斗争，黄慕兰再次面临离别。黄慕兰后来才听到传达的消息：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他跟项英、陈毅等一起被留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一次率领部队向粤北边区转移时，在江西会昌河遭敌伏击，被包围了7天7夜，最后因粮尽弹绝腿部负伤而壮烈牺牲。陈毅曾写有悼念其牺牲的《哭阮啸仙、贺昌同志》。

1931年1月，党组织看中了黄慕兰的活动能力和社会关系，委命她为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长，与潘汉年单线联系，承担营救被捕同志的任务。

1931年4月中旬，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在上海领导全国工联工作的关向应在闸北他的寓所被捕。关向应当时化名李世珍，被捕时身份没有暴露。

1931年，调任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长。

1933年奉命脱党，先后以银行家、慈善家、国民党特派员等特殊身份为中共工作，参与了“全国冤狱赔偿运动”、营救“七君子”出狱、打通中共海路交通线、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动。

1980年，黄慕兰冤案昭雪，还了黄慕兰“本来清白”，后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并离休。